蔡運升傳
蔡運升（1879－1959）字品山，訛為品三、品珊。滿洲鑲藍旗薩麻喇氏。其祖奉文駐防鳳凰城，今遼寧省鳳城市。父景凱，隨祖父逃荒定居吉林雙城堡西北正黃旗三屯，今黑龍江省雙城市。初來時，貧困無立錐之地，祖父往見地主趙某，老趙太太嫌其襤褸，走后，以火燎其坐處，謂之“燎窮氣”。
自此，以傭耕為業(yè)，得溫飽。父景凱，性倔犟而膽小，多有是非。母文氏，勤勞嚴正，有孟母之儀。育三子，皆學業(yè)有成。
運升，長子，光緒五年生。天庭飽滿，乖且厚道，有君子風。八歲入村塾，為塾師所喜愛。十三歲進城讀書，品學兼優(yōu)，名噪一時。年十六，親戚遭官司牽連蔡家，不到半年，不堪勒索而破產?？h知事柳大年素喜運升考試優(yōu)異，為其平反。是年冬季，其父隨大車為商家運貨，在長春地界被劫，長春、雙城衙門為此互相攻訐，吉林將軍大怒，傳訊各車戶到省審問，其父懼而外出，運升慨然代父到案，坐監(jiān)四十余日，親歷官衙之黑暗。于是，家復赤貧。運升只得輟學以教書糊口。有學友王錦堂，家道小康，解衣推食，勉勵資助，堡人譽之為“一代管鮑”。不久，考中秀才。是時，衙門放荒招墾，蔡家得荒數十坰，舉家勞作，蓋草房，筑圍墻，家業(yè)中興。
運升素有大志，嘗自勵志：“白屋出公卿。”得知北京大學堂招生，急欲赴京趕考。得朋友贊助路費，冒險偷越日俄交戰(zhàn)火線，步行兩月才至北京，然考期已過，寄居吉林會館自修。幸而直隸法政學堂成立招生，考入為首期學員，畢業(yè)后，充任浙江省巡撫衙門文案委員。在杭州三年，考為拔貢，始有官階。主張賢人政治，推崇君主立憲制度。
辛亥革命爆發(fā)，棄官返籍，任雙城堡中學校長、地方議會議長。未及半年，應黑龍江省督都宋小濂之邀，出為督都府參事兼籌防處參議，晉行政公署秘書長。當選首屆國會議員，巡按使署首席參議，凡龍江與北京政府及各處接洽事件，皆由其處分。接人待物，儀表談吐，風采照人。民國四年，由幕僚晉升為黑龍江省政務廳長，國務院咨議。不久，轉入吉林省，任永衡官銀號總辦兼實業(yè)廳廳長。九年，任吉長道尹兼外交部長春交涉員，倡辦長春市政公所，實為長春之締造者也。
民國十年，北京政府在哈爾濱設籌辦中俄交涉事宜駐哈辦事處，以運升偉儀表、善辭令，派為吉林省公署駐哈代表。十二年，晉升濱江道尹，自是任職達八年之久，任期之長空前絕后。于是，興學校，建孔廟，整頓金融，回收主權，政績斐然。尤為豪壯者，哈爾濱經濟空前繁榮，儼然萬國之都會。觀其業(yè)績，實為哈爾濱民族工商業(yè)之父也。中央政府以有勛勞于社會，先后授予二等大綬寶光嘉禾勛章一枚、二等文虎章一枚，并傳令嘉獎，交政事堂、國務院存記二次。
運升為官，謙和儒雅，以清廉和善著稱。不貪污，不勒索，不克扣，不喜錢財，故而虧累甚巨。然久在官衙，染上抽大煙、打牌等惡習，身體極壞。其母文氏為之憂，面責之：“看你身體這樣，咱們可以回家，不必做官了！”運升悚然，攬鏡自照，面無人色，自是戒毒戒賭，終生無犯。
運升三弟蔡運啟，又名時杰，字鐵癡，仗義任俠。少年游學于天津南開學校，與周翔宇同學。周翔宇，周恩來也。畢業(yè)后，運啟留學日本，周恩來亦留學日本。1918年，二人及南開學友吳翰濤、王希天、徐逵九、張瑞峰、王璞山等，在東京合影留念。照片至今尚存。
民國十七年，周恩來自歐洲回國經哈爾濱，遇危險，喬裝工人至雙城堡見運啟。運啟有好友洪某在丹麥領事館作秘書，遂將周藏在領事館工人宿舍內以避之。又托好友馮蘊山到日本特務機關長打探，得知日本特務已得密電，正在搜捕周恩來。幾日后，運啟備旅資千余元，護送周恩來脫險。周恩來離哈爾濱時，身穿工人裝，夾一面袋子，混上火車。此事甚密，唯運升與運啟的朋友洪某、馮蘊山、張靈根知悉。
蘇聯十月革命后，中東鐵路為中蘇共管，運升與蘇聯方面極融洽?；使猛褪伦?，少帥張學良主政，東北易幟。少帥乃莽撞憤青，以為南京政府可恃，蘇聯不堪一擊，欲強行接管中東鐵路，成就愛國之壯舉。運升忌憚日本虎視眈眈，“外交方針豈容兩歧”，剴切陳詞，以為不可。少帥不聽，下令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逮捕中東路蘇聯職員30余名，強行接管中東鐵路，罷免驅逐蘇聯官職人員59人。于是，中東鐵路事件爆發(fā)，蘇軍悍然大舉入侵東北。扎蘭諾爾一戰(zhàn)，守軍旅長韓光第殉國。滿洲里一役，旅長梁忠甲被俘。數縣淪陷，情勢危機，少帥大悔，以運升為外交部哈爾濱交涉員，往伯力訂城下之盟。運升在蘇聯頗有人望，幾經折沖，畢竟弱國無外交，最后草簽《伯利協定》，蘇軍從中國七縣撤出，而強占黑瞎子島。運升回國，舉國震怒，南京政府發(fā)明令將其“交部議處”。少帥自知錯不在運升，委以中東路督辦和特區(qū)長官。運升灰心，力辭不就，托病赴大連療養(yǎng)。運升之功過，其時以《大公報》評論最為公允：“國人集矢蔡運升，誠出于愛國熱誠。然而，以蔡為唯一責任人，果有當于事實乎？夫簽字于城下之盟者，誠蔡氏，然蔡決非以個人地位一己意見而可以簽字者。其簽字之權限，必系其高級長官所賦予，易言之，彼雖未隨時呈報國府，自系呈報邊防長官……此事性質為邊防長官負責解決，而請政府追認者。故由第一層理論言，邊防長官之張學良不能無責任也。然張氏者，秉國府方針，辦東路事件，一旦兵興，獨支四月，國府事實上未能負執(zhí)行軍事之責任，坐令敵軍深入，禍日不測。然后于得國府大訓令之下，而又派蔡運升開始接洽之事。是以伯力協定未得國府外交部承認而簽字，自斷不能為合法，然而危急之時，政府既不能御寇，自不能深責邊吏之急于息兵。故由第二層理論而言，國府本身不能無責任也?！?/p>
運升在大連，頻繁與日本大藏男爵秘密接觸。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南京政府放棄東北，張學良逃跑，東北政局動蕩。運升以為事變非日本政府行為，東北有重生之轉機，赴天津請張作相回奉主政，遭堅拒。返東北，偽滿州國成立，出任間島省長，累官中央銀行副總裁、外務局長官、吉林省長、經濟部大臣、參議府參議等職。雖無大惡過，終不免詬病于后世。
東北光復，滿洲國滅亡，滿州國要員皆被定為戰(zhàn)犯，或鎮(zhèn)壓或羈押獄中。運升獨蒙寬大諒解，受蘇軍指點赴北平，客居于抗日名將馬占山家中，與馬占山、鄧寶珊等人詩酒留連。解放軍圍困北平，運升帶共產黨代表、華北法學院俄語系教授王之相往見馬占山，請馬占山借助友誼關系，勸告傅作義放下武器，接受和平。馬占山抱病見傅作義，傅作義當晚派飛機赴榆林接鄧寶珊。鄧寶珊受傅作義委托前往通縣與解放軍會談，達成和平解放北平協議。于是，在鄧寶珊家，馬占山將王之相和蔡運升介紹給傅作義。共和國成立，任中國文史館館員，遭鄙視，轉為北京市文史館館員。晚年生活窮苦，小心謹慎，悔罪剖白絮絮，感念政府叨叨。1959年，病故于北京。有子四，長子蔡興權。
覺羅氏贊曰：蔡公喜廣交，禮賢達，不以政治立場設崖岸。任濱江道尹時，中共領導人遇險，而能悉心護送出境。身為民國政要，其座上賓有“共匪”與左派人士。身為滿洲國大臣，其友不乏抗日將領。故投效日偽，人不以漢奸目之；身列戰(zhàn)犯，人不以罪人恨之。隨機應變，得以終老，這難道就是古人說的識時務之俊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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