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伐戰(zhàn)爭結束到“七七事變”爆發(fā)近十年時間內，國民黨軍隊進行過若干次整編，每次整編后各部隊均采用不同的編制。據統(tǒng)計，在這期間，國民政府竟曾先后頒布了9種陸軍師編制(由于統(tǒng)計口徑不同，也有6種之說)，這其中號稱方案計劃最合理、貫徹落實得最好的一個，就是陳誠多年后還在津津樂道的“民國二十四年版國軍整編計劃”。下面就依據陳誠在1945年口述、經其左右親信人員記錄整理而成的私人回憶資料，結合參考其他歷史資料，試著回顧和分析一下他的這次整軍活動。
整軍，蔣介石一直在努力“民國二十四年春，領袖（指蔣介石）為分期整理全國陸軍起見，于武昌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調余兼任處長，綜理陸軍整理事宜。先是陳曾屢向中央建議整軍，并主張為避免世人注目，不特設整理機關……然總以整軍與中央各部院有直接關系，另設機構恐于輸上諸感不便，以是心實惴惴，但亦只唯力是視耳?！薄躁愓\私人回憶資料
民國二十四年，也就是1935年，國民黨政府早已經在形式上統(tǒng)一中國多年，對于軍隊的整編也進行過多次了，為何還連個正規(guī)的整軍機構都不好大張旗鼓地設立？甚至當時在“蔣委員長”那里紅得發(fā)紫的陳誠接受這個任務時都“心實惴惴”，落實起來也給人一種偷偷摸摸的感覺呢？其實道理很簡單：這個事情太敏感，落實起來難度也太大，因為要去觸動各個地方實力派的命根子——軍隊。
陳誠
國民黨軍是一個龐雜的軍事集團。在其初創(chuàng)時期雖然強調了要以“黨軍”為核心，但其主要部隊大多是從軍閥部隊演變過來的，政治基礎都非常差。北伐戰(zhàn)爭結束后，國民黨軍大致形成了九個大的派系和集團，分別是：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軍系，以馮玉祥為首的西北軍系（亦稱國民軍系），以閻錫山為首的晉綏軍系，以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為的桂系，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系，以李濟深為首的粵系和西南地區(qū)的川軍、滇系、黔系等。其他還有依附于中央軍、西北軍、晉綏軍、桂系軍等大派系中的小派系，如湘軍、贛軍、鄂軍、閩軍、青馬回軍、寧馬回軍等等，可謂系中有系，派中有派，不勝枚舉。據《中國國民黨軍簡史》載，至1928年底，蔣介石的中央軍系統(tǒng)（含嫡系、半嫡系和旁系部隊）擴大到55萬人，西北軍、晉軍和桂系部隊也分別擴大到50萬、28萬和30萬人，再加上其他各派系軍隊，當時全國正規(guī)軍至少有250萬人。
除了中央軍之外還存在如此眾多的軍隊，在消耗了巨大的國家財力的同時，更成為蔣介石的心頭大患，于是整編軍隊就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這既可以削弱其他軍閥的實力，又可以精銳自己的嫡系部隊，所以國民黨軍的整編工作早在北伐勝利后即展開了。1928年8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了《整理軍事案》，1929年1月召開過全國編遣會議后即開始著手實施。但是，整編各路諸侯的部隊，簡直比挖各個軍閥的祖墳還令他們惱火，其結果就是直接引發(fā)了蔣介石與桂系、馮玉祥、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之間的中原大戰(zhàn)，這場規(guī)?？涨暗能婇y大戰(zhàn)因東北軍入關支持蔣方而使得中央軍獲勝。
中原大戰(zhàn)后，蔣介石以勝利者姿態(tài)重啟軍隊整編計劃，他令陸?？哲娍偹玖畈拷M織陸軍整理會議，由何應欽為主席著手調查全國軍隊之兵額、槍械、馬匹，改編各新編之師旅。整理會議隨即改訂《陸軍暫行編制表》，令各部隊按照施行。這個“十九年編制”得到了較大范圍貫徹，成為民國期間國民黨軍隊的第一個正式編制。在此之后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時為止，在八年半的時間里，國民政府多次計劃整軍，又先后頒布了7種陸軍師編制，分別是：“民國二十一年整理師”、“民國二十二年剿匪師”、“民國二十四年教導師”、“民國二十四年調整師”、“民國二十五年調整師”、“民國二十六年調整師”、“民國二十六年整理師”等。加之1929年推出的、相當于夭折的“民國十八年陸軍師”，國民黨軍的這9次整編基本都是過程曲折延宕，進展躑躅，而以上9種陸軍師編制，都貫徹得不徹底。以至于到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之時，當時中國規(guī)模龐大的陸軍序列中居然出現(xiàn)了8種陸軍師（計劃中的“26年整理師”實際上并未編成）編制并存的奇觀。究其緣由，國內戰(zhàn)亂頻仍自是主因，國民政府只是名義上的中央政府，諸多地方派系軍隊各行其事，軍令、政令無法暢通，軍隊整編自然難以如期如愿進行。
中原大戰(zhàn)前軍閥割據情況
背景，國內國際雙重因素影響“我國陸軍為數(shù)之多，固無詳確統(tǒng)計?！娛聦W術既日益落后，戰(zhàn)爭工具尤異常窮劣，方之列強，幾隔一世紀?！嗽摦敃r之實際情形，以故整理辦法（整編的計劃方案等）靡不針對事實，以期有利于改革而糾正之也”——摘自陳誠私人回憶資料。
作為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國民黨軍嫡系部隊中的優(yōu)秀將領，陳誠對當時中國舊軍隊的實際情況確實是清楚的，也確實急于解決這一問題，而對比當時國內軍隊建設水平與國外先進軍隊的巨大差距，他更是心憂無比，所以才會“屢向中央建議整軍”，而且這時他發(fā)現(xiàn)了一個支持自己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的得力外援——德國人。
當時中國的舊軍隊數(shù)量之多、質量之差、編制之混亂，確實令人嘆為觀止。陳誠將這歸結于北洋軍閥以來的天下混戰(zhàn)局面，也有幾分道理。他認為：“溯自袁世凱濫政以來，養(yǎng)成割據稱雄，重兵自衛(wèi)，不顧國家民族之痼習，因之雖有此龐大之陸軍，而不參掃除革命之障礙”，“且年來戰(zhàn)亂頻仍，中央無整軍之暇，各人存自滿之心?！碑敃r國家統(tǒng)一未久，國民黨軍除了上文所述派系林立、山頭眾多，矛盾交錯、各懷異志以外，僅從編制而言，各師有編三、四個團的，也有由五、六個團組成的，甚至最多還有一個師下轄九個團的。這樣的軍隊，不僅戰(zhàn)斗實力各有不同，指揮運用起來當然也是困難諸多。再看訓練教育，各地方軍隊多各自為政，不相統(tǒng)一，而且大多沒有什么主義思想，所以用陳誠的話講是“教育無重點，訓練欠切實，以之內哄則有余，以之御侮則不足?！贝送?，更為致命的是各路諸侯頑固的門戶之見，不論對內對外作戰(zhàn)都以保存自己實力為首要。而此時，蔣介石憑借手中日益羽翼豐滿的中央軍數(shù)年間東征西討，基本打服了各派新老軍閥，此時再提出整編部隊問題，各路地方實力派雖然心里明白他這是在削除異己，但也不太敢明目張膽地公開反對。
國際上則有重大利好——國民政府的整軍計劃得到了德國的大力支持。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大選中獲勝，出任德國總理，他“不無欣賞”地看到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事變”、與蘇聯(lián)交惡、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等行動和其堅決反共的立場與自己非常合拍，同時中國蘊藏的豐富自然資源（特別是如鎢、銻等戰(zhàn)略資源）和廣闊的工業(yè)品市場，也正是德國復興的重要便利條件，而且作為蘇聯(lián)的鄰國，完全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牽制力量和共同反蘇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臺之后廢除了《凡爾賽條約》的種種限制，因此希特勒逐步加大與民國政府軍事合作的力度，來華德國軍事顧問的級別與規(guī)模逐漸提高，由原先帶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質而逐漸轉為公開的官方援助。中德軍事合作因此漸入高潮，不僅雙方簽署了《五年軍事工業(yè)發(fā)展計劃》，德國開始幫助中國建立軍事工業(yè)，并在中國軍事工業(yè)尚未建成前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而且第四任德國軍事總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上將更是積極協(xié)助中國整軍建軍，提交了完善的《陸軍改革建議書》，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財力，首先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裝，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國60個師整編的長期計劃。他認為中國有這樣60個師的精銳常備軍，就足以應付各種狀況了（這也就是國民政府1930年代60個整編師方案的來源）。其實，早在1928年北伐勝利時，時任德國顧問團長鮑爾就向蔣介石提出《改組中國軍隊的備忘錄》，提出改革中國軍隊的中樞指揮體系；繼任團長格奧爾格·魏采爾將軍則在1933年提出了《關于整理中國陸軍的建議書》，重點是改革軍官培養(yǎng)制度，使當時的中國軍隊完善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的專業(yè)培訓，并推動中國裝甲兵的發(fā)展進程；而真正推動中國軍隊改革的，則是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和他的《陸軍改革建議書》。蔣介石欣然接受了塞克特的建議，欲參考國情對當時中國的陸軍步兵師進行現(xiàn)代化整編、改造。1935年1月24日（一說為26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在南京召開全國軍事整理會議，軍長以上將領及國民政府各院部長參會。此時，國民政府軍火兵裝進口也已經結束了多年來委托洋行采購的混亂歷史，改由俞大維軍工系統(tǒng)指導進口裝備部隊。凡此種種，無不意味著國民政府又一次大規(guī)模正式整軍終于拉開序幕，據載當時僅開辦費就撥付450萬元國幣，可見當局決心已下，義無返顧。1935年3月1日，國民政府在武昌成立了陸軍整理處，陳誠被任命為處長，負責整理全國軍隊，著手進行整軍事宜。
黃埔時期的陳誠
方案，陳誠的設想很美“余兼任陸軍整理處長前，曾草擬《整理軍事意見》《國防陸軍整理方案》《陸軍整理意見書之補充》《整理炮兵建設》等等，其中關于整軍原則，則有各項思考……”——摘自陳誠私人回憶資料。
對于此次整軍，陳誠確實籌劃較早，思考多多，而且他的這個整軍建軍方案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極深的德國烙印。這是因為德國顧問團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蔣介石周邊多年，在此之前的國民黨中央軍系統(tǒng)中也已有德械部隊，并進行了德軍式的訓練。所以他的這個計劃，應該也是由德國顧問團幫助制訂的、至少是參與制訂的。此次整軍總的原則為：“依國防之目的，統(tǒng)一編制，混合編成，按管區(qū)配置，集中訓練干部”。計劃在三至四年里參照德國常備軍模式調整60個師，作為國防軍的基干，于1938年度完成。凡未編練各師，均先照整理師編制，改四團制，有余或不足者互相裁補，這里的整理師性質應與當時各國預備師大同小異。這60個師又依照國防需要和財政狀況分期整理編練，1935年先編練6-10個師，1936年再編練16-20個師，1937年編練20-30個師，1938年底前將其余部隊編完。依陳誠本意，上述逐年整編各師可暫稱為教導師，但是后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師則被分稱為調整師和整理師了。為保證此整軍計劃得以落實，陳誠還申請國民政府軍政部對編制、裝備、人事、保障等進一步修訂，并以軍政部名義發(fā)布了整軍五大原則：一是從國防需要出發(fā)，由中央統(tǒng)一和確定編制；二是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三是增強部隊戰(zhàn)斗力，團以下單位力求健全；四是加強特種兵建設（包括炮兵、騎兵、工兵、化學兵、通訊兵、交通兵以及機械化部隊等）；五是經常費不增加，人事和保障等工作一律依法規(guī)辦理。
除了以上原則之外，據陳誠回憶當初自己本來還有一些更理想化的整軍原則，只是限于當時條件，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如：“就全國現(xiàn)有陸軍，秉至公至誠之辦法，分期抽選官兵，編成國防陸軍”、“國防軍薪餉之大部，就選取官兵原屬部隊之薪餉撥充之，以減輕政府負擔”、“被編國防軍之部隊，其原有人員不裁汰一官，不遣散一兵”、“自頒布整理命令之日起，各部隊之官佐士兵夫缺額，一律停止募補”等等。
實施，理想與現(xiàn)實差距太大“自陸軍整理處將各整軍計劃編制擬定頒布，并分別派員點驗后，即實施整編，并成立軍官教育團，以為訓練干部及收容編余軍官之需?！炼迥耆律涎?，各受編部隊均已整編完竣。……因原擬配屬之教導師未能如期編成，……至是，整軍事實遂暫告一段落，以后則轉入軍政部時期矣?！薄躁愓\私人回憶資料。
也就是說，從1935年3月1日，陳誠被任命為陸軍整理處處長，至1936年3月21日其將相關事宜交割給軍政部，他的這次整軍工作歷時一年零不到一個月。由于整編方案原則前期就基本出臺了，他負責的具體“調整”事宜，首先就是要從全國近200多個陸軍師中挑選出10個師進行第一批“調整”。這個差事并不好辦，中央軍嫡系部隊當然是入列首選對象，但又不能不兼顧那些雜牌部隊。畢竟不能落人口實，不然今后還有什么雜牌部隊會為中央軍賣命呢？出于這一“套路”，從第一批開始后的每一期調整師都會留出一至兩個名額給雜牌軍，以堵眾軍之口。
陳誠是蔣介石最受信任的將領之一
1935年7月，經過陳誠的“嚴格篩選”，第一批調整師應運而生，但因為德國現(xiàn)代化裝備不到，無法照原計劃編制整編，只得在編制體系和武器裝備方面進行一些內部調整，等新武器購入再事增補，這也是調整師稱謂的由來。調整師編制為2旅、4團制，另編有1炮兵營，人員編制1.1萬余人。第一批入選的師有第2師、第11師、第14師、第25師、第36師、第57師、第67師和第87師，以上總計8個師。此外，還有教導總隊和第2師補充旅，教導總隊雖然也與其他8個師同步調整，但該部隊全部按照德國陸軍步兵師的編制編成，與其他師級部隊全不相同。第二師補充旅其實就是鐘松的獨立旅，該旅本計劃編師，但由于當時要在形勢日趨緊張的凇滬方向擔任警備任務，番號太大擔心刺激日本人，所以這個調整師只好委屈地稱為第二師補充旅，其實該旅根本就是一個師的實力，暫編成3個團。在這10個師單位中，教導總隊不用問是蔣介石的看家部隊，第11師、第14師、第67師屬陳誠的土木系，第36師和第87師出自國民政府警衛(wèi)軍系統(tǒng)，第2師及補充旅和第25師源自黃埔軍校教導團，這些部隊都是中央軍嫡系中的嫡系，而第57師則是孫傳芳五省聯(lián)軍的余脈，因師長阮肇昌向陳誠“靠攏”而得以成為第一支入選的雜牌軍。1935年10月，第二批10個師挑選完成，分別為第3師、第4師、第9師、第10師、第27師、第79師、第80師、第83師、第88師、第89師，這些調整師中的27師是西北軍的老底子，也算給雜牌軍的一個機會。
為了加快調整師的“調整”進程，國民政府派往德國的代表團于1936年5月連下訂單采購了大批步兵裝備，其中僅德式M1935鋼盔就有22萬頂，還有子彈盒600萬套、步槍子彈1億3000萬發(fā)（其中3000萬發(fā)為鋼芯彈）、高射機槍120挺、37戰(zhàn)防炮124門、37mm戰(zhàn)防炮224門等等，這些訂單大部分都在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前夕到貨并撥給調整師各部，但也有因故而無法運抵的事例。根據陳誠的計劃，1936年將又有兩批計20個部隊接受“調整”，但由于陳濟棠和李宗仁于當年6月聯(lián)合發(fā)起“兩廣事變”，導致國民政府不得不調兵南下平變；“兩廣事變”平息后，張學良、楊虎城又在12月聯(lián)合發(fā)起“西安事變”，國民黨軍部隊又都紛紛北調。這么一來，1936年度的“調整”計劃被迫全部中止，甚至連陸軍整理處也被裁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民政府軍政部直接擔負起“調整”職責，軍政部長何應欽的整軍方略則是后話，與本文無關了。但是，至抗戰(zhàn)爆發(fā)，國民政府原本計劃調整的60個師，只有20個完成了調整，10個調整到一半，10個剛開始就夭折，后兩批則再無調整可能。
陳誠整軍并未收到預想效果
反思，客觀看待陳誠整軍“抗日戰(zhàn)爭越遲發(fā)動越有利，因我可爭取準備時機……假如目前發(fā)動，一定處于被動地位；如再遲一年，最低可以做到半主動地位，再遲兩年發(fā)生，可以做到完全主動地位”——摘自陳誠私人回憶資料。
陳誠主持的軍隊整編工作進展還是比較順利的，置身其中的許多部隊將領當時也似乎看到了提高國民黨軍隊戰(zhàn)斗力的希望，一直參與設計整軍計劃的陳誠自己對此項工作當然也頗為自得，所以他才會于1936年底發(fā)出本段首的感慨。陳誠所期待的正是整軍計劃之完成——60個調整師完全編成及充實，甚至可以再將其“升級”為60個整編師，然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讓他及其后續(xù)的軍政部整軍計劃不得不戛然而止。而不僅陳誠和當時的部分國民黨將領對這60個師抱有極大期望值，甚至直至今日也有少數(shù)人認為：若全面抗戰(zhàn)推遲到1939年爆發(fā)，德國顧問團幫助制訂的國軍整編計劃就可順利完成，國民黨軍似乎將具備與侵華日軍全面抗衡的實力，屆時正面戰(zhàn)場上將不至于出現(xiàn)一敗再敗、一潰千里的慘狀，抗戰(zhàn)歷史將有可能改寫云云。雖然，歷史沒有假若。但是，如果真的編成了這60個師，抗戰(zhàn)會出現(xiàn)另一種場面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首先，軍隊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國家安全的柱石，軍隊的統(tǒng)一是國家穩(wěn)定的基石，本不該有親疏之分和嫡系與非嫡系之別。但國民黨軍是由中國各軍閥部隊整合而來的一支軍隊，派系斗爭和內部矛盾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未曾停息。如粵軍首腦李濟深就曾如此評價蔣介石的所謂整軍：“蔣介石裁兵若是天下為公，沒有一個人反對的；若是天下為私，一定有人反對。把別人全部消滅，留著自己的軍隊，這種不公平的做法，萬萬要不得?！倍鴩裾畾v次整軍的事實也證明：不論整理也好，整編也罷，并不是為了大量裁撤軍隊、削減軍費、減輕人民負擔，其真正目的只是為了強化中央軍嫡系部隊，掃平各路諸侯。否則，為何蔣介石搞了那么多次編遣、整編、整軍，中央軍嫡系部隊卻越整越多，數(shù)量也越來越大。陳誠整軍的方案雖然是歷次整軍中相對合理的一個，一年間整軍的效率也是較高的，但其實質卻沒有發(fā)生變化，他手中打理好的20個調整師，幾乎都是中央軍嫡系部隊就是明證。所以，即使全面抗戰(zhàn)沒有在1937年爆發(fā)，也會有這樣或是那樣的因素出現(xiàn)阻礙整軍計劃的全面落實。
陳誠1948年出任臺灣省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為國民黨經營最后的落腳點
其次，陳誠的整軍方案在實際操作上也存在著致命的短板——國民政府的錢袋子根本無力支持這個龐大的計劃。由于舊中國兵工業(yè)極端落后，火炮等重武器大多依賴進口，按照1936年陸軍整理處的計算，外購1個師屬炮兵營需150萬元法幣，而陳誠整軍方案的60個師至少要編配120個炮兵營，僅購建這些炮兵營就需花費法幣1.8億法幣。此外，無論是山炮還是野炮，當時都需要大量的騾馬馱載或挽曳才能機動。按平均每師3000匹馬計算，完成整軍計劃至少需購置16萬匹軍馬，這還沒考慮馬匹的日常損耗和汰換問題。按當時的市場價，最便宜的馬每匹售價也在60元以上，考慮到軍馬的選用標準高于民馬，僅購置這16萬匹軍馬，至少就需1000萬元法幣以上的資金。也就是說，僅僅配齊整軍計劃規(guī)定的師屬炮兵和馬匹，就至少要一次投入法幣1.9億以上。這還僅僅是初始購置費用，并沒有考慮日常維持費用。如果再加購置、更新其他武器裝備，其花費則更為巨大。而當時國民政府的財力如何呢？1935年，國民政府的軍費預算僅為2.9億法幣。也就是說，僅僅陳誠準備調整的陸軍60個師的炮兵開銷，就要干掉包括?？哲娫趦鹊娜珖娰M預算的近三分之二。而據《國民黨軍事制度史》，截止1937年4月，已經完成一系列整編的國民黨軍，除去云南、新疆地區(qū)以外，全國陸軍尚有193個師（含10個騎兵師）。所以，說陳誠的整軍為紙上談兵可能過甚，但是以當時國家的物力財力，絕對無法支撐完成他的整軍大業(yè)。
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合理制訂軍隊的編制是一門嚴謹?shù)目茖W，它的意義在于整合各部隊、分隊的戰(zhàn)斗力，捏成一個強有力的拳頭，使之形成合力，達到1+1>2的效果。同樣的編制，在不同的作戰(zhàn)環(huán)境和不同的對手面前，發(fā)揮出的實際效能可能相距甚遠，這就要求統(tǒng)帥部在制訂部隊編制時，不但要有針對性地考慮到潛在對手的情況，而且要根據自身的情況“量身定制”。陳誠在德國顧問團幫助下制訂的大規(guī)模整軍計劃，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純屬“鏡中花、水中月”，即使是抗戰(zhàn)延至1939年爆發(fā)，該計劃也根本無法完成。而即使是如第88師和教導總隊這些“德械師”，作為嫡系中的嫡系，精銳中的精銳，非但編制未能完全落到實處，訓練則更是遠遠不足。所以抗戰(zhàn)初期，雖然這些“德械師”的官兵浴血報國，在戰(zhàn)場上表現(xiàn)出大無畏的勇氣，付出了重大犧牲，但其戰(zhàn)場表現(xiàn)和取得的戰(zhàn)果并不能讓人滿意，更看不出陳誠“調整”的高明之處。因此，幻想僅憑編練60個師就能取得對日作戰(zhàn)完全主動地位，只能說明陳誠及其所代表的國民政府“既不知彼，也不知已”，其整軍計劃不僅沒有考慮到中日兩國綜合國力的客觀差距，也沒有立足于戰(zhàn)爭長期化，更不懂得發(fā)動全民抗戰(zhàn)，故而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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