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媛
近日，黑龍江大慶市自然資源局女員工柴媛在家辦公時遇害身亡。家屬認為柴媛被害時正在工作，應屬工傷。大慶人社局先是認為其不符合工傷申請條件，不予認定。后來在家屬多方爭取下，對方表示需要經過調查，有一個受理時間。
據(jù)報道，案發(fā)時間為6月，當時大慶疫情防控形勢比較嚴，政策呼吁，“除非特殊情況下到單位，其他時間在家彈性辦公”。6月18日對柴媛來說，本是一個普通的在家辦公日，不料天降橫禍——歹徒從外入室，用數(shù)據(jù)線將其勒頸致身亡。
柴媛生前照片
歹徒在逃亡期間已墜樓身亡。目前，為柴媛申請工傷，是家屬最大的牽掛。柴媛姐姐稱，妹妹遇害時，電腦是開啟狀態(tài)，當天與同事的聊天記錄，能證明她在家辦公并向單位傳文件。也有同事證明柴媛當天和他有過工作上的來往，并向他電話咨詢業(yè)務問題。單位同意協(xié)助辦理工傷申報手續(xù)。
從單位同事證言來看，柴媛在家辦公的事實是明晰的。但是，大慶市人社局一開始拒絕了家屬的工傷申請，理由是柴媛是“在家辦公遇害”。
工傷認定需要具備三要素：工作原因、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在家辦公算不算工作地點？這是毋庸置疑的。 近年來，司法和行政機關對工傷三要素（工作原因、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的認定標準越來越寬松，一些在家加班猝死的案例，也成功申請到了工傷賠償?？紤]到疫情的特殊性，更不能機械地認定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
疫情期間，在家辦公是政策要求，是單位的統(tǒng)一規(guī)定，是員工不得不遵從的選擇，“家”理應視為法律意義上的“工作場所”。 當然，在家不比在單位，企業(yè)無法對員工的實際工作狀態(tài)進行有效監(jiān)督，很難認定員工發(fā)生傷亡時是不是在工作狀態(tài)，這就要求員工承擔較高的舉證責任，保留好工作記錄等。而人社部門也應對此進行充分的調查論證，而不是按照條文的表面意思予以一刀切地否定。
單位同事的證詞證明柴媛當時在工作
而對于柴媛是不是“因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確實存在爭議。工傷條例十四條第三款規(guī)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可以認定為工傷。這一條款要求，傷亡原因同履行工作職責之間有明顯的因果關系，比如廠區(qū)著火，車間房屋倒塌，或者履行職責時被人暴力毆打等。柴媛被人勒死身亡，跟工作無關，也就不適用這一條款。
但也有觀點認為，柴媛之死，雖然與其工作內容沒有明顯的關系，但也是在工作期間遭受的意外傷害，既然職工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非本人原因導致），都可以認定為工傷，那么被人謀殺，為何不能同樣視為非人為故意導致的意外事故，給予工傷賠償呢？
由于法律規(guī)定的不明晰，地方人社部門在認定時確實會為難。這也是疫情衍生出來的眾多問題之一。隨著司法實踐的日益寬松，若員工保留充足的證據(jù)，單位協(xié)助證明，工傷三要素中——在家辦公“工作地點”的認定，或許不會有太大的異議。關鍵是“工作時間”和“工作原因”的界定。除了被人殺害這樣的極端情況外，在家辦公期間還可能出現(xiàn)其他類型的事故，比如取文件時滑倒摔傷或者突發(fā)其他疾病等，這些該如何認定與工作之間的關系，算不算工傷賠付的范圍呢？
疫情之下，在家辦公可能會成為一種常見的工作樣態(tài)，現(xiàn)行的工傷認定體系不足以應對新形勢的要求，這就需要政策上出臺相應的規(guī)定和明確的解釋，為工傷認定提供合理可行的規(guī)則。
雖然工作的形式變了，但保護勞動者利益的價值傾向不能變。除了司法上要與時俱進外，工傷的合理認定，還有待于地方人社部門的個案判斷。在法律規(guī)定暫不確定、尚不明晰之時，相關部門應該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空間，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局限條文本身，而是能夠結合一般生活經驗、社會情理、具體情境，做出符合立法精神的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