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金平 蔡家欣
編輯|胡大旗
42歲的李洪元沒想到，一筆30萬元的離職補償款會換來251天的牢獄之災。
李洪元于2005年10月入職華為，2018年1月31日被勸退離職，離職前在逆變器銷售管理部工作。
據(jù)深圳市龍崗區(qū)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書》，2017年12月到2018年3月期間，李洪元以向華為公司舉報部門主管在業(yè)務上存在違規(guī)操作的行為進行要挾，從部門主管處勒索人民幣約30萬。
2018年3月8日，部門主管通過部門秘書的個人銀行賬戶向李洪元轉款約30萬元，交易摘要為“離職經濟補償”。
李洪元稱，這筆30萬的款項屬于“離職經濟補償”：他在華為工作長達12年，與公司協(xié)商獲得個人離職經濟補償款331776.73元，扣除稅金約3萬元，到賬約30萬。
2018年12月16日，李洪元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李洪元稱，罪名是“涉嫌職務侵占”，12月28日，補充報案罪名變?yōu)椤吧嫦忧迷p勒索”，報案人是其前雇主——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證據(jù)是那筆從部門秘書個人賬戶匯出的、30萬元的轉賬記錄。
2019年1月22日，經檢察院批準，李洪元被深圳市公安局逮捕。
李洪元的代理律師、廣東意本律師事務所律師謝連喜認為，本案關鍵之一在于款項是通過私人賬戶轉出?！埃ㄟ@種做法）是不合理的，”謝連喜說，李洪元的行為尚不構成敲詐勒索罪。按照法律規(guī)定，敲詐勒索罪的界定包括兩個要件，行為人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并且要使用威脅或者要挾的手段，逼迫他人交付財物。
謝連喜說，李洪元不具備非法性和強制性兩個要件，“向公司提起的經濟補償是合法的，他本人也沒有進行威脅或要挾，逼迫對方交付財物。”
經過兩次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一次延長審查起訴期限后，2019年8月22日，深圳市龍崗區(qū)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決定對李洪元不起訴，次日，李洪元重獲自由。
據(jù)李洪元講述，不起訴的直接證據(jù)是一段兩個多小時的錄音。他與華為人力資源部門協(xié)商離職賠償，其中未談及任何以“舉報業(yè)務造假”來要挾獲取賠償。
李洪元為此失去了251天的人身自由。據(jù)深圳市龍崗區(qū)人民檢察院《刑事賠償決定書》，李洪元獲得了包括人身自由損害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約10萬元的國家賠償；同時會向李洪元原工作單位及其父親所在的工作單位發(fā)函，為其消除影響、恢復名譽。
11月30日，深圳寶安，李洪元。張金平 攝
以下是《極晝》和李洪元的對話：
“我手上有證據(jù)，我不認為這項罪名會成立”
極晝：被拘留時，你在做什么？
李洪元：2018年12月16日一早，我一個人在家，警察上門把我的電腦、手機收走，問及犯罪事實，他們說是“涉嫌職務侵占”。進派出所后，被告知，罪名變更為“涉嫌侵犯商業(yè)秘密”。
2019年1月22日，我收到了逮捕證，罪名是“涉嫌敲詐勒索”。直到4月份，檢察官跟我說，公司舉報我敲詐勒索30萬。
我還挺高興的，甚至還有點興奮。因為我手上有證據(jù)，我不認為這項罪名會成立。
極晝：“涉嫌敲詐勒索”的證據(jù)是什么？
李洪元：那筆約30萬元的離職賠償（轉賬記錄），以及三個人的口供。這筆錢當時（2018年3月8日）是由周某（部門秘書）從她的個人賬戶轉到我賬上的。
極晝：這約30萬元的款項具體是怎么來的？
李洪元：這是稅后離職補償款。華為的勞動合同是四年一簽，2017年底，我合同到期。當時我的主管和人力資源部門相關負責人都跟我表達了不再續(xù)簽合同的意見。
這是公司選擇，我尊重。我提出了2N的補償方案（注：2N指的是每工作一年支付2個月的本人工資）。我在華為工作12年，應該補償24個月的工資。
我和人事談判的時間是2018年1月31號，長達2小時12分24秒，整個過程很愉快，有說有笑。我從來沒有談及任何舉報業(yè)務造假的事情，并且遵從要求簽訂了書面離職協(xié)議。協(xié)議上明確，我將在一個月之內收到30萬元的稅后補償款。
2018年3月8日，我從老家返回深圳，到公司與人力資源部門簽訂了確認書，當天晚上，我收到通過部門秘書個人銀行賬戶轉過來的約30萬元。
極晝：通過私人賬戶轉賬離職補償?shù)淖龇ǎ侠韱幔?/strong>
李洪元：我有一位前同事也是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了離職賠償款。我以為這是公司在許可范圍內的一次變通行為。
極晝：你剛才提到內部舉報業(yè)務造假的事情。公司報案的事由，正是你以舉報部門主管和部門業(yè)務違規(guī)進行要挾，勒索人民幣約30萬。
李洪元： 在逆變器業(yè)務部門工作期間，我發(fā)現(xiàn)了業(yè)務造假問題。2016年11月21日晚間10點24分，我向公司發(fā)送了舉報郵件。
隨后，我察覺到我在工作中可能受到打擊報復。2017年7月，我被徹底邊緣化。后來，我就隨身帶著錄音筆，這個習慣挽救了我。
2018年2月2日，華為人力資源委員會發(fā)布了《對逆變器業(yè)務部業(yè)務違規(guī)責任人的問責決定》。不知道這份問責決定，是否是因為我的舉報導致，但證明我舉報的事實確實存在。
極晝：做這個舉報的目的是什么？
李洪元：我想過后果，但沒想過會以坐牢為代價。我當時以為公司高層會見我，給我一個說話的機會，以此來實現(xiàn)我的職業(yè)提升。
廣東深圳，華為總部大樓。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我沒覺得怕，只覺得冤。我是一個實用主義者”
極晝：從被拘留到被逮捕，你向警方提供過哪些證據(jù)？
李洪元：提審的過程中，我寫過一份“自辯書”。除此之外，最直接的證據(jù)是一段兩個多小時的錄音。
錄音內容，是我離職的時候和當時的人力資源部門相關負責人協(xié)商賠償金額的過程。我們談話并沒有涉及到任何以“舉報業(yè)務造假”來要挾獲取賠償金額的事實。
后來，我妻子在我朋友的電腦上找到了這段錄音的備份，作為證據(jù)提交到了檢察院。
極晝：在這期間，跟華為是否有過溝通？
李洪元：沒有。從去年3月8日拿到補償款至今，華為的人從未直接找過我。我妻子堅信我無罪，她也沒有去找華為（溝通調解）。
極晝：在看守所，你的生活是怎樣的？
李洪元：我沒想到會在里面待251天。
我一直處在等待之中，等家人幫我請律師。我妻子去找過法律援助律師，但那名律師認為我有罪。后來我妻子就蹲在深圳第二看守所門口，最終在那里找到了代理律師。
4月開始，律師每個月都會來和我深入溝通1次到2次，每次大概1小時，一共來了5?6次，律師一直堅信我沒問題。
（在里面）我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發(fā)呆，思考我以后應該走怎樣的路。從法律角度講，我的遭遇從頭到尾就是一樁冤案，但從經濟學或者個人的角度來講，這可能是自找的，也可能是對個人價值的加持。
極晝：這段經歷，對你、家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李洪元：在拘留期間，我爺爺去世了，90多歲。我猜他肯定知道了我的事情。我妻子本來在老家照顧女兒，因為這件事，她到處奔波。直到現(xiàn)在，我們還不敢把事情告訴女兒，不過隨著網絡的曝光，估計她也知道了。
極晝：能談談你的個人經歷嗎？
李洪元：我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學讀計算機專業(yè)。高考前在奧林匹克競賽中拿到浙江省賽區(qū)的第一名，這是我到現(xiàn)在都引以為傲的榮譽。
2005年10月，我進入華為，12年里，我一直是基層員工，從未升過職。當時選擇這里最直接的原因是工資高，2005年，我在老家每月只能拿到2000塊工資，華為有9000塊。我一直是一個人在深圳奮斗，女兒在老家長大讀書，妻子照顧家里。
極晝：整件事的過程中，有害怕或后悔過嗎？
李洪元：害怕？我沒覺得怕，只覺得冤。我是一個實用主義者。
極晝：你對未來有什么計劃？現(xiàn)在最大的訴求是什么？
李洪元：（從華為離職后）我沒有其它工作。我今年42歲，不適合去公司應聘，更適合創(chuàng)業(yè)。我在看守所里遇到很多跟我有類似經歷的人，不敢說他們是冤枉的，但覺得能做點什么，我希望未來能做一些跟司法平臺相關的工作。
我現(xiàn)在最大的訴求就是與華為高層達成一次溝通，但我們之間沒有溝通的橋梁。我的社會地位無法和他們溝通，我在想是否能夠借助更大的資源來做成這件事情。當然，這里有我的一點私心在。
